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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历史人物看管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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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章来源：齐鲁晚报2007-4-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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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布时间：2007-04-0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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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个人在长大过程中经历的事情、面对的事件，以及所见的冷暖人情，都会影响他事业成功的过程。重友情的汉高祖，心胸开阔，用人用得宽，招了一堆别人的谋士如张良、萧何等人来做自己的臣子，汉朝的规模因而靠他个人的历史而定。重亲情的朱元璋，圈子打得窄，除了淮西功臣集团外，他在浙东找的文人，包括刘伯温都不是和他一条心。
这两个朝代长期延续的性格，从他们两个开创帝王立下的规模，传下的风格，就可看出来。
历史上的领导就是帝王将相。谈帝王慢慢延伸到谈组织、谈管理，最后归结到谈人物。许倬云教授是国际著名中国史研究专家，在中国社会史、中国上古史研究领域造诣精深。他的研究著述视角独特，很有畅销书的风味，比如《从历史看领导》、《从历史看组织》、《从历史看管理》等就受到企业家的追捧。这篇演讲从两个历史人物来说起：一是刘邦，一是朱元璋，看似讲述英雄和时代的渊源，我们可以从中借鉴的却是现代管理中的用人机制。
——编者
中国史学缺少
活生生的“传”
中国史学里的传记，早在《春秋》和《左传》中就可见到。《左传》和《春秋》关系密不可分。《春秋》最注重人物的褒贬，也就是评定人物在历史上的地位，以及在中国的道德标准、道德系统中，此人物究竟是好是坏。这一特定的功能，为史学的传记造成很大的困扰，使中国文化中多了一种刻板印象。用今天的话讲，人不再是个“人”，人是个脸谱，就像京戏里的脸谱，忠奸分明。一言之褒，给他一个奖章与光荣；一言之贬，把他抓到包公的虎头铡、龙头铡上铡一刀。中国史学，不仅拿历史当镜鉴，还把它当作裁判。
这套做法，到司马迁有一点改变。司马迁写《史记》，不仅是写文化的通史，还要写当时那个时代他一生所体会的事情。但另一方面，司马迁在写《史记》的时候，依他的判断把人物归为一类一类的，刺客是刺客传，游侠是游侠传，做买卖的是货殖传，打仗打得好的是一种传，打得不好的是一种传。同样是做官，有一类官是循吏，有一类官是酷吏。同时，司马迁的传里常有他的评语——“太史公曰”，后来的二十四史也有赞。这个赞，不一定是赞美，是评语的意思。有评语，就等于断定一个人在历史上的价值、地位。因为事后修史，所以今天很难看到一个活生生的传。
重友情、薄亲情
成就了
刘邦的伟业
先讲刘邦。他是小混混出身，父亲是自耕农，不太有钱。兄弟四个，他老幺。老幺从小没管好，到了青年，轮流到哥哥家吃饭，有次嫂嫂听见他来，甚至拿着锅铲把锅敲得哐哐响，表示饭吃光了。父母骂他不成材，不如老二能种田、治家产。因此，刘邦长大后，在乎的是朋友，不是亲戚；他重视友谊，重视打天下的伙伴，而不重视亲情。他打仗时，项羽把他父亲抓起来，在城头上说：你不投降的话，把你父亲煮了吃。刘邦回答说：我们曾结拜兄弟，我爸爸就是你爸爸，你要煮你的爸爸，分我一杯羹。从这句话里可以看出，刘邦确实不在乎他父亲。刘邦做了皇帝后，把父亲从乡下接过来，问的第一句话是：老二治的家产多，还是我这个不成材的老幺治的家产多？司马迁把这些事情交代得清清楚楚，而汉代皇帝的好处是没有把这些细节删掉。
刘邦重视臣子、参谋、将军说的话，可以违背自己的决定，然后１８０度转弯接受大臣的意见。刘邦死后，吕后专政，吕家的内侄慢慢起来，是谁替刘家把政权拿回来？不是刘家人，而是刘邦当年的老战友周勃、陈平等帮他争回天下。从汉初到汉武帝晚年，功臣集团始终占领政治集团很大的位置。郡太守一定要功臣的子孙担任，宰相一定要封侯才能做，但只有军功才能封侯。后来，不能不用文人为相时，才开始将文人先封侯再做宰相。所以，汉代功臣集团维持的时间远比宗室内亲要长。在汉朝，牺牲大批亲人的例子太多，而牺牲功臣则很少。刘邦曾对哥哥的儿子吴王濞说：你将来要造我的反，要小心。刘邦心里对宗族一直不太相信，对亲戚一直存着怀疑、嫉恨。
重亲情、薄友情
限制了
朱元璋的视野
朱元璋跟刘邦一样，是由穷人慢慢打出天下，匹夫为天子。朱元璋什么亲戚都没有，只有他哥哥死后留下的一个侄子，和姐姐死后留下的一个外甥，三个小孩为伴。朱元璋穷得没饭吃，偷鸡摸狗、要饭，什么都做，后来去做小和尚，接着又伙同在凤阳结交的一批哥儿们投军。由于他打架的本事一等一，便在郭子兴的红军做随从的卫兵。在这时候，他认识了郭子兴的干女儿马皇后。马皇后岁数比他大一点，人也不怎么漂亮，但很能干。朱元璋本来孤单一人，只有友情，缺少亲情，自从有了马皇后，他体会到什么是亲情。马皇后因而成为朱元璋一辈子最亲近的人。在这一点上，朱元璋和刘邦是反过来的。
朱元璋打天下，靠的是淮西一批功臣。他和这批人一起在郭子兴部下，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，有感情，有依赖，也有冲突和矛盾。他经历过叛变，四无依傍，只有几个非用不可的朋友。他用的几个文人学究，如李善长、胡惟庸，都跟他虚虚假假，真真实实。他没有刘邦那种一起偷鸡、一起烧着吃的忠心朋友，情况比刘邦糟。
亲情与功臣比起来，朱元璋要保护的是幼小孙子。他因疼爱孙子，尽一切办法帮他清除四周的障碍。明初杀功臣，杀了几万人，连当年等于营长、排长的人都杀，都是莫须有之罪。
比较汉高祖和朱元璋，一个重友情、薄亲情，一个重亲情、薄友情。朱元璋重亲情重到以为只要把儿子分封出去，拥有若干军队，中央有事时，王子每人提３０００兵，就可解决问题。于是在通都大驿、战略要地，从东到西封儿子出去，燕王在北京，晋王在山西，秦王在西安，宁王在大宁。他以为兄弟姐妹感情会非常浓厚，一起保大明，但事后证明没这回事。
从这两个例证，我们可以说，一个人在长大过程中经历的事情、面对的事件，以及所见的冷暖人情，都会影响他事业成功的过程。重友情的汉高祖，心胸开阔，用人用得宽，招了一堆别人的谋士如张良、萧何等人来做自己的臣子，汉朝的规模因而靠他个人的历史而定。重亲情的朱元璋，圈子打得窄，除了淮西功臣集团外，他在浙东找的文人，包括刘伯温在内，基本上都没听他的话。明朝后来，也没有真正的名臣、贤臣。再者，汉高祖关怀的是全中国，他一路打上来，统战做得好，次要矛盾放一边，集中打击项羽。朱元璋不是如此，他一辈子花最大力气的是荡尽群雄，不是赶元人出去，他像一个穷孩子，有点产业后便抓在手上不肯放，所以要“高筑墙，广积粮，不称王”，不做“出头鸟”，就算打不了第一，也可有粮可吃、有城可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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