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说及绍兴,很多人会联想到书有《钗头凤》的沈园,并吟颂放翁的“红酥手,黄藤酒,满城春色宫墙柳…”。唐琬儿的纤纤红酥手已被红尘湮灭,惟有黄藤酒飘香依旧。
关于黄藤酒的记载不多,而它却是真正的绍兴物产之魁--赫赫有名的绍兴黄酒。
在名菜“佛跳墙”的制作中,炖制原料所用的瓦罐必须是装过绍兴酒的陈年瓦罐,用此容器炖出的“佛跳墙”那可真的能让人垂涎三尺……
绍兴酒与历史同在
黄酒为世界三大古酒之一,也是陆游毕生最爱之一。
在如今的绍兴沈园,正南断垣上,陆游的千古绝唱《钗头凤》刻痕依旧。相传陆游与表妹唐琬儿婚后琴瑟甚和,只可惜陆母不喜欢唐琬儿,最终陆游迫于孝道而与唐琬儿分袂。但思念之情岂是说断就断的,10年后在沈园二人相遇,彼此怀念旧事,潸然泪下,陆游无限悲戚,饮罢几盏绍兴酒后,写下了饱含自己对唐琬儿一片深情的《钗头凤》。
其实在陆游之前,痛饮绍兴酒已蔚然成风,酒里融入的是精神,是斗志。
2500年前的《吕氏春秋.顺民篇》有载:越王有酒,流之江,与民同之。句践出师伐吴时,父老向他献酒,他把酒倒在河的上流,与将士们一起迎流共饮,于是士卒感奋,战气百倍,历史上称为“箪醪劳师”。
公元前492年,越王勾践被吴王夫差打败,句践为了雪耻想到了增加兵力和劳动力,于是颁昭奖励生育,并把酒作为生育子女的奖品。据《国语.越语》载:“生丈夫(男孩),二壶酒,一犬; 生女子,二壶酒,一豚。”
西汉开始对酒类实行了专卖,这也是后来历代酒类专卖和征收酒税的起源。
魏晋之际,司马懿和曹操争权,氏族中很多人为了回避矛盾尖锐的现实,往往纵酒佯狂。当时会稽为大郡,名士云集,风气所及,酿酒、饮酒之风盛起。《晋书》中有载,有山阴人孔群,“性嗜酒,……尝与亲友书云:‘今年田得七百石秫米,不足了曲蘖事。’”一年收了700石糯米,还不够他酿酒喝呢。这自然是比较突出的例子,但当时饮酒之风气可见一斑。
唐宋时期绍兴酒进入到全面发展的阶段。唐时,绍兴称越州,又是浙东道道治所在。经济的发展,山水的清秀使绍兴成为人们向往之地,文人好酒对绍兴酒的发展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。
宋朝把酒税作为重要的财政收入,在官府的倡导下绍兴酿酒事业更上层楼,绍兴酿酒行业所缴税收也名列前矛。南宋建都临安(今杭州),达官贵人云集西湖,“直把杭州作汴州”,酒的消费量大涨,卖酒成了一个十分挣钱的行业。绍兴离杭州尺尺之遥,城内也酒肆林立,正如陆游诗云,“城中酒垆千百家”,酿酒业达到了空前的繁荣。由于大量酿酒,原料糯米价格上涨,南宋初绍兴的糯米价格比粳米高出一倍。糯米贵了,农民就纷纷改种糯稻了。当时绍兴农田种糯米的竟占3/5,到了连吃饭的粮食都置于不顾的地步。这种情况几乎一直沿续到明朝,以致出现了“酿日行而炊日阻”的形势。
到了明洪武二十七年(1394年) ,开始允许私营酿酒业的存在,绍兴因此 “春来无处不酒家”,可见当时的酒店之多。绍兴酒的花色品种也有了增加,有用绿豆为曲酿制的豆酒,还有地黄酒、鲫鱼酒等。明中叶以后大酿坊陆续出现,绍兴县东浦镇的“孝贞”,湖塘乡的“叶万源”、“田德润” 等酒坊,都创设于明代。“孝贞”所产的竹叶青酒,因着色较淡,色如竹叶而得名,其味甘鲜爽口。湖塘乡还有“章万润”酒坊很有名,坊主原是“叶万源”的开耙技工,以后设坊自酿,具有相当规模。入清以后,东浦的“王宝和”创设于清初,城内的 “沈永和”创设于康熙年间。
乾隆以后,东浦有“越明”、“贤良”、“诚实”、“汤元元”、“陈忠义”、“中山”、“云集”等,阮社乡有“章东明”、“高长兴”、“善元泰”、“茅万茂”等,双梅乡有“萧忠义”、“潘大兴”等,马山镇有“谦豫萃”,马安乡有“言茂元”等。这些都是比较有名的酒坊,资金雄厚,有宽大的作场,集中的技术力量,又有称为“水客”的推销人员,还通过水路向苏南丹阳、无锡等产粮区大批收购糯米作为原料,以扩大生产。因而无论从生产规模、生产能力以及经营方法等方面,都是过去一家一户的家酿和零星小作坊所望尘莫及的。 在清朝初期,绍兴酒的行销范围已遍及全国各地。康熙《会稽县志》有“越酒行天下 ”之说。
绍兴酒的古法行销
大酿坊的陆续出现,使得绍兴酒产量递增销路扩大。在各酿坊的协商下,将绍兴酒的品种、规格和包装形式统一了起来。这时候的品种基本上是“状元红”、“加饭”和“善酿”三种。此外还有福桔酒、鲫鱼酒、花红酒等等,品种繁多,但只作为花色, 并不大量生产。
在行销地区方面,大酿坊各占一隅。“孝贞”、“沈永和”通销北京、天津;“叶万源”所产18斤放样加饭专销福建以至南洋;“田德润”加饭运销天津、北京、烟台,远至俄国;“汤元元”、“善元泰”、“茅万茂”、“萧忠义”、“潘大兴”等销售杭州、上海;“云集”销福建、香港;“谦豫萃”、“沈永和墨记”的善酿则畅销于沪、杭和广州,以至东南亚各国。包装的名称也因销售的地区的不同而有所不同。销北方的,一般称为京装;销南方的称为建装或广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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